星期六, 1月 11, 2014

有些事「能做不能說」

「不能說」的原因不是因為這是犯罪,而是因為說不清楚,講不明白,怕造成溝通誤會或者不正確的溝通,所以還是「不要說比較好」。

擔任企業主管的朋友陳協理跟我說,最近有些員工的態度讓他快氣炸了!很多年沒看到他這樣生氣了,如果有員工可以讓他這樣怒不可遏,顯然是做了很多無法容忍的事情,甚至犯了企業的許多禁忌,還有不尊重企業倫理……等。等協理喝幾口咖啡怒氣稍微消了一點,我好奇的問,甚麼樣的「態度」會讓你這樣生氣而且耿耿於懷呢?是抗命嗎?協理跟我說,惹他生氣的有幾個新員工,上班不到一個月就跑來跟他反應說:「協理安排工作的時候要注意到我的時間安排,因為我想要有我的生活品質」。「??」我笑到差點被嗆到,就這樣?協理生氣的說:「就是這樣!他的生活品質是他的事情,關我甚麼事?如果我去管每個人的生活品質,那這生意還要繼續嗎?誰來管我的生活品質呢?」

確實,很多人把「自己的事情」跟「公司的事情」混在一起了,所以認為只要講「清楚」,提出自己的「要求」,對方應該會接受,因為「對我而言這是合理的要求」。可是沒有想過,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好就好,這樣講出來,任何人聽到,尤其是主管,是很刺耳的,不管是否有偷懶閒散的意思,這句話等於是告訴主管:「別安排太多事情給我,也別要求我加班,下班時間我不看Email也不接電話,反正我上班時間會把事情做好,下班時間就都是我的時間。」這是很多人在奉行的上班方式,可能我們會覺得很奇怪,說出來講清楚有甚麼不對?而且可能主管給的壓力與工作量已經造成我的困擾了!

但就是不對,因為上班是一種「權利與義務」的關係,在這種關係之下,權利與義務有對價存在,不滿意這個權利與義務,應該是換一家公司做比較好。「可是我有才能啊!如果公司這種態度,那就留不住人才了!」小A前一陣子也因為工作量關係換了公司,他質疑說:「公司應該要照顧員工的生活!」但從客觀的角度來看,小A顯然有大頭症,因為「人才」在當前雖然稀有,但還沒到達嚴重缺乏的程度,公司需要的人才,公司自己有個判斷標準。就像古時候陶淵明是個人才,可是他不想做官,政府也用不了他,這個社會也沒有因此發生太大問題。另外一個爭議的話題:公司應該要照顧員工的生活,這是透過福利與薪資發放來提供的,可是整個大前提是:「公司必須要能持續經營下去」,很多職場工作者對於「公司是否能存活」這件事情沒有直接感受,工作只是一個「take and give」的關係存在,直到中年遭遇到裁員,才開始對於「經營的困難度」有所了解。

但是話說回來,這中間有沒有解決方法呢?答案就是:「能做不能說」。就拿在我面前氣呼呼的陳協理來說好了,他的生活品質如何?當然是很不錯囉,可是他有副總或者大老闆說:「我想過有品質的生活!」顯然是沒有,但他一直在享受生活,他用他的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,同時在事業與生活之間找到平衡。所以說自己想要什麼,要自己去解決,不是把事情扔給別人,這樣就不夠專業了。

工程師都渴望清楚,甚麼事情講清楚,不過呢,偏偏這世界上越高的管理層級,越需要有「忍耐混沌的能力」。因為越高階層的決策者沒有人告訴他該怎樣做,所以都必須要從片斷的資訊與互動中摸索。我常常勸那些甚麼事情都要求別人「開規格」然後「我才做」的工程師想想,這樣是否就失去訓練自己成為老闆與更高階主管的能力呢?而阻擋這個成長的,只是因為自己「不能忍受暫時的混沌狀態」。

「不能說」的原因不是因為這是犯罪,而是因為說不清楚,講不明白,怕造成溝通誤會或者不正確的溝通,所以還是「不要說比較好」。還沒決定的事情,心裡面正在醞釀的決策,都是會讓內心承受壓力的,但是說出來造成的負面因素更多的時候,那就得學習放在心裡面。舉凡公司正在進行的交易,內部需要保密的專案,甚至自己調動資源正在偷偷進行的研發……等,都需要低調熬過幼苗期,等待發芽結果的時候才公開,不然可能這些幼苗禁不起質疑與誤會的摧殘,還沒成長就見光死了。用年輕人比較懂的方式來舉例,交女朋友也是類似的情況,總是要追求到一定程度才能公開,這就是一種典型的:能做不能說。

工程師的成長訓練中,對於言語的判斷比較少,所以常常會說出「不該說的話」。就拿陳協理的屬下來說,雖然因為他信任協理所以想進行溝通,他認為這個問題困擾了自己也困擾了自己的家人,卻沒有想過這樣可能會讓自己的前途打了折扣。「不對,按照你這邏輯,那麼也不能去爭取薪資囉?」小A很不服氣地說。爭取薪資的方式也是有差異的,如果我們直接把「工作內容」與「薪資」之間畫上等號,那麼爭取薪資的過程肯定會讓溝通扭曲,甚至產生爭執,因為薪資是怎樣算都算不清的。所以該做的事情應該是努力充實自己持續成長,而該說的事情應該是「我該做什麼」或者「該學習什麼」。事情要做得扎實,話要說得得體,才能在職場上擁有自己的天空。

吳俊瑩
iThome電腦報技術主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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